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马尔萨斯人口规律

导读

☄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第一版与后面的五个版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后世流传最广的是充满悲剧情怀和文学色彩的第一版。☄ 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乃至米塞斯提出来的“最优人口数量”，只在理论上存在于某一时点，就像“均匀轮转经济”一样，是一个思维工具。☄在日趋老龄化的今天，我们还要当心一种“反向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调。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

马尔萨斯人口规律

© RADL／文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给予了完全的支持，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视为已经无需过多赘述、不证自明的定律。

“马克思、恩格斯和杜林的著作中充满了对‘牧师’马尔萨斯的批判。但他们并没有驳倒他。今天，可以认为关于人口规律的讨论已经结束。收益递减规律今天已经没有争议，因此这里没必要再去理会那些拒绝或忽视这一规律的作者。”

这似乎与我们平时的认知不太一样。今天大多数人都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持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在深受政府干预生育政策之害的国家），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错误。比如，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中就有一章标题为“逃离马尔萨斯的陷阱”，从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人口增长放缓两个角度列举了很多数据，对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了批评。

我认为《理性乐观派》其实只能算是一本历史书，采用了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的视角，隐含着实证式的研究方法。该书资料详实，可读性强，但在经济理论方面没法给人很大的帮助。

那么讲究先验和逻辑推导的奥地利学派是如何评价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呢？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

《人口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前后一共写了六个版本，从发表第一版的1798年，到第六版的1826年，时间跨度近30年。因为篇幅越来越大，在1830年，他还另外整理了一个精编版。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有很大的改动，他自己曾说第二版可以被视为另外一本书。而后面的各版本与第二版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奇怪的是，尽管马尔萨斯在后面的版本中做了很大的修改，现在流传最广的仍是第一版。

18世纪末，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英法都弥漫着追求自由、平等和乌托邦的进步思潮。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就是卢梭的好友，并深受其影响，而托马斯则持不同意见。马尔萨斯父子就社会发展方向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而托马斯的《人口论》就是就来源于此，书的封面上还特别点名提到了两位“乌托邦主义者”——英国的威廉·戈德温和法国的孔多塞。

第一版的《人口论》主要观点是：如果不加限制，人口会呈几何级数增长（2，4，8，16……），并假定每隔二十五年，人口就会翻倍。而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尤其食物）则呈算术级数增长（1，2，3，4，5……），因而：

“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当生活资料增加时，人口也会相应地增加。人口超强的增长力会受到这些因素的抑制：道德约束、罪行和苦难。”

能够阻止人类像谷仓里的老鼠一样繁殖的有两种因素：一种是激进式的，即减少世间已经存在的人口，表现为战争、饥荒、疾病等；另一种是预防式的，以道德约束来控制人口的出生率。

在这一版中，马尔萨斯持有一种重农主义的观念，他人为人类没有足够的理性来有效抑制人口增长，也不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带来足够丰富的物质供给，他最后甚至不无悲观地得出结论：人类的苦难无法避免，也许上帝就是要让人类通过见识道德之恶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

《人口论》的第二版于1803年发行，在此之前他在欧洲大陆进行了一次游历，收集了很多数据，来支持他的“25年翻倍”假说。但在此版和随后的各版中，他将抑制人口增长的重点放在了“道德约束”上，提倡晚婚，避开人生殖欲望最强盛的时期，从而达到减少生育的目的。人类只有加强预防式抑制，才能避免表现为灾难的激进式抑制。但他同样指出这不应该由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来执行，而是要靠“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最终由自然法则来实现抑制。

萨伊和巴斯夏

如今人们通常把门格尔之前持自由放任观点的经济学家也归为奥派，在英文中有个专门的词叫Proto-Austrian（奥派前身），包括坎蒂隆、杜尔哥、萨伊和巴斯夏等。

萨伊(1767~1832)和马尔萨斯(1766~1834)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也曾有很多书信交流，萨伊曾出版过一本书就叫《写给马尔萨斯的信》，记录了他与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问题上的一些交流。

萨伊对人口问题的论述主要是在《论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在一处脚注中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其坚实有力的论证使这一问题再也无可争议”，而结合正文来看，他所说的人口定律，其内容是：

“……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是与其各种产出的总量相对应。……除了鼓励和提高生产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永久地增加人口；而除了破坏生产资源的条件以外，没有什么能够造成永久的人口减少。”

他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人类可以运用理性、远见和贸易，而不致于像动物一样无限度地繁殖，超过资源允许的限度。

萨伊还批评了罗马和路易十六时期的鼓励生育政策，指出这种法规都是徒劳的，因为人们缺乏的不是生殖能力，而是养育手段。生育问题在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

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人口问题，他大体上肯定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指出当时的很多社会主义者对马尔萨斯有所误解（曲解），说明其人口论只是一个“生理学规律”(physiological law)，是一种潜在可能。

随后巴斯夏也指出了马尔萨斯的不足之处，与萨伊的观点类似，巴斯夏认为：人类有“可完善性”，人们生存不是仅满足于果腹，而是追求进步，以期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满足更丰富的需求。人们会认识到过多的生育会降低生活质量，采取“预防式”的措施来控制人口数量，而不致于等战争、贫困、犯罪等恶行来消灭人口。

米塞斯

也许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人口问题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在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著作中，都没有找到关于人口数量及其抑制因素的论述，更没有涉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庞巴维克只是在《资本与利息》中提到过，一个经济体中的利率与劳动人口的数量呈正相关性。

最具影响力的奥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人的行动》和《理论与历史》等多部著作中都谈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

“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是一项伟大的思想创造。连同分工原理，它给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人的行动学来说，这两个基本原理的重要性，仅次于对错综复杂的市场现象之规律性，以及市场基据对市场现象之根本性决定的发现。与对报酬率的反驳一样，对马尔萨斯法则的反驳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两个法则都不容置疑，但它们在人的行动科学体系里的角色，与马氏分派给它们的角色不同。

……单纯的生物学上的冲动是所有动物共有的，但人则把这种冲动统合到一个价值系统中，特属于人的一些目的，因此有了自己的地位。行动人同样要把他的性欲满足合理化，这是一种利弊权衡的结果。人不会像公牛一样盲目受制于性欲的支配，如果他认为成本（预期中的不利）太高，他就会自我约束放弃滥交。在此意义下，我们不妨借用马氏原创的‘道德约束’一词，而不含任何价值或伦理的意思。”

——《人的行动》

除了与萨伊、巴斯夏一脉相承，指出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外，米塞斯还强调了私有财产的重要性：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个调节原则，在社会内部，它使社会支配的有限的生存资料同不那么受限的消耗者数量增长力之间达到平衡。每个社会成员得到的社会产品份额，取决于他（即他的劳动和财产）在经济中所贡献的产量，这样一来，（像发生在动植物王国那样）以生存竞争来消灭多余人口，就被出生率的降低所取代，这是社会力量的结果。‘道德约束’，即社会处境对子孙后代的限制，取代了生存竞争。”

——《社会主义》

米塞斯驳斥了当时的左派宣称由马尔萨斯人口论（也有人认为是基于李嘉图的理论）发展出来的“工资铁律”（即认为长期看来工人工资倾向于保持在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

“然而，人类对于外界生存环境改善的反应不同于鼠类和细菌。他们除了进食和繁衍之外，还懂得其他的满足。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中，资本积累增长超过人口数量增长。在这种情形下，与生产所需的物质资料相比，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就会增加。于是工资率就会呈上升的趋势。”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

米塞斯将人口定律融合到社会生产合作中，还提出了一个概念“最优人口数量”：

“从马尔萨斯的定理可以推断，在任何给定供给量的资本财货和最佳运用自然资源的知识下，都存在一个最优人口数量。只要人口没有超出这一数量，增加新人就会促进而不是削弱已有的合作状态。”

——《理论与历史》

罗斯巴德

与其前辈的态度大为不同，罗斯巴德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可以说是很不友好的：

“承认在给定的土地和资本情况下，存在能使人均真实产出最大化的理论上的‘最优’人口规模，将足以终结经济理论中晦涩乏味的马尔萨斯争议。因为在任一时点既定的人口增长是否会导致人均真实产出的增长或减少是一个经验问题，取决于具体的条件。这无法由经济理论回答。”

“对于人口及其规模，经济学能说的很少。将‘人口理论’著作包含到经济学而非生物学或心理学，不过是历史偶然事件的不幸结果。这个事件就是早期的经济学家们恰巧率先钻研了人口统计问题。”

——《人、经济与国家》

罗斯巴德指出，储蓄和资本可以促进生产，从而制衡马尔萨斯理论中人口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于寻找和开发资源需要资本，由于技术进步只有通过资本投资才能应用到生产当中，由于企业家才能只能通过投资起效，而且由于劳动力供给量增加对于短期经济考量而言相对独立，并且可能降低人均产出，导致出现马尔萨斯式的经济倒退，所以实现增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储蓄与投资。”

——《人、经济与国家》

罗斯巴德还强调，国家的干涉（尤其是对移民的限制）是造成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流行谈论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人口过剩’，有人断言，人口与给粮食供应造成压力的马尔萨斯式恐慌正在这些地区成为现实。这些都是荒谬的想法，因为他们的着眼点是‘国家’，而不是世界这个整体市场。……‘人口过剩’或者‘人口不足’（与武断的人均实际收入最大值相关）的理论，仅仅适用于整个市场，这样的问题不是源于人的再生产或者人的勤奋，而是源于政府设置的移民壁垒。”

“……正是在固定的、非资本主义的身份社会里，马尔萨斯问题才以其最丑陋的形态挥之不去，在这里，必须实行马尔萨斯提到的人口‘抑制’手段。有时，这种抑制是饥荒和瘟疫的自然抑制；在另一些社会，则会实行有组织的杀婴。或许，如果有可能从现代社会退回到身份社会，强制性的生育控制将成为规则（这在未来并非不可能）”

——《权力与市场》

没过多久，两个东方大国就为罗斯巴德的预言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而他在晚年所著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中对马尔萨斯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称其理论（第一版）为“反人口的歇斯底里”。

实际上，罗斯巴德指出，早在马尔萨斯之前，坎蒂隆就“非常明智而老练地认识到了‘最优人口数量’，人类会按照生活水平灵活地调整人口数量，他们会靠非经济的价值判断做出抉择，选择轻度的人口过剩，或是较少的人口及较高的生活质量。”

当代奥派经济学家

汉斯-赫尔曼·霍普有一本书《人类简史：进步与衰退》，他通过引述米塞斯的话对马尔萨斯人口定律表达了理论上的认可，并提出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化，终于将智力提升到足够的高度，凭借分工合作、资本积累和主动生育控制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有意思的是，霍普提出，人类虽然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却不得不面临另一个困局：政府权力和规模的扩张。马尔萨斯陷阱体现了人口数量增长和有限生存手段之间的矛盾（制衡），而我们如今面临的是政府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的矛盾（制衡）。当社会财富增加时，民主、平均主义和政治正确等社会潮流会使不事生产的政府规模扩大，直到财富创造者无力承受这一重负，人们才会向限制政府规模的方向努力。

另一位颇具知名度的奥派经济学家沃尔特·布拉克曾撰文批评当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以及新一代的“工资铁律”。他批评了《人口论》第一版中的人口过剩说，并驳斥了反全球化论者关于“全球化将使工资水平下降到仅维持生存的水准”的观点。在人口问题上，他也主要是从自由市场极大提高生产力、人的控制生育意识和手段提升等方面进行论证，此处不再过多赘述。

布拉克曾在一次演讲中不无讽刺地说，当一个马尔萨斯主义者宣扬人口过剩理论时，他为什么不把自己消灭掉呢？这样人口就减少了一个啊。

总 结

经过这样一番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弄清楚马尔萨斯问题的原委了。

1）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第一版与后面的五个版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后世流传最广的是充满悲剧情怀和文学色彩的第一版；

2）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乃至米塞斯提出来的“最优人口数量”，只在理论上存在于某一时点，就像“均匀轮转经济”一样，是一个思维工具，不应从实证的角度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发生在真实世界的现象，更不该用它来为任何强制干预性的人口政策背书。

题外话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这两位最负盛名的奥派大师对马尔萨斯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似乎与二人所处的时代以及各自的学术/政治立场有关系。

米塞斯（包括巴斯夏）终其一生都在与计划经济支持者斗争，而马尔萨斯大体上承袭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其写作《人口论》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批评“乌托邦主义者”（戈德温和孔多塞）。米塞斯在学术上秉承价值中立的原则，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前提条件。在米塞斯的著作中，大多是在批判中央计划经济的语境下提到马氏人口律。

众所周知，罗斯巴德是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无政资的先锋代表。在他看来，戈德温是一名左翼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对财产权的认识上存在不足，但他无疑是反国家的个人主义者；而杜尔哥的好友孔多塞，更是坚定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蕴含了功利式的总量思维，再加上遭到后人的曲解和演绎，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府作恶的工具。

我个人的看法比较贴近于罗斯巴德，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很难说他只是提出一个理论上的人口规律，而没有给出应用到实际社会中的结论。虽然他在第一版之后意识到自己的论调过于悲观，而在后面各版中将重点转移到了“道德约束”，但他根本上的主旨仍是：人类应该抑制生育。

生活在世间的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独立个体，只有个人的抉择才有意义，经济学的基础也建立在个人行动之上。把人和鼠类与细菌同等看待，不是人的行动学的研究方法。马尔萨斯小题大做的人口规律获得了太多关注，它在社会学的领域内其实没那么重要。

在日趋老龄化的今天，我们还要当心一种“反向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调。同样出于总体化思维的逻辑，许多人鼓吹生育（以徐波、欧成效为代表），且话语中充斥着民族（种族）主义的情绪。生育是完全的个人问题，他们出于个人喜好、以个人财产为基础要养育满堂子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若要将这套“娃本位”的宗旨上升到政治层面，最终发展成鼓励生育的政策，其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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