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反对出狱的溥仪回故宫工作
对于小人物是如此，对于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们，也是如此。
人民大会堂，作为新中国的政治舞台，还是见证改造灵魂的场所。
1959年12月9日的北京城，被一场瑞雪笼罩。
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银装素裹，雄伟之中平添了一丝靓丽。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同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联系起来，此人便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是以被特赦的战犯、新中国的普通公民的双重身份，前来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曾经居住在距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紫禁城内的末代皇帝，不禁感叹于眼前人民大会堂的雄伟，也为自己的前半生感到痛悔。
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退位，溥仪只好在紫禁城内称孤道寡，与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只有一街之隔。
日本入侵中国之后，溥仪来到东北，成为由日本人扶植的“满洲国皇帝”。他一方面通过对东北民众的横征暴敛，支援日本的“大东亚圣战”。为讨得日本人的欢心，他甚至下令把宫中的金属门把手也拆下来送给了日本人。
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溥仪带着手下人逃到了通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6日夜，溥仪在大栗子沟一家旅馆的楼上宣布退位。
8月17日上午11时，溥仪在沈阳机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抓获，送到苏联伯力市内的第45收容所，接受改造。在那里，溥仪度过了难熬的5年。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30日，溥仪等70多人被遣送归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朝鲜战争爆发后，溥仪等人随着战犯管理所迁往了哈尔滨，在一个铅笔厂每天糊制包装铅笔的纸盒。
1959年9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建国10周年之际，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专程到战犯管理所，向溥仪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54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1959年12月4日
与溥仪一同受到特效的犯人共10人。在临行前，所长从溥仪交给政府的那些珍宝中拣出一只法国金表交还给他。
“这是我从前用剥削来的钱买的，不能要。”溥仪不收。
所长规劝说：“现在是人民给你的，收下吧！”
然后，所长对一同特赦的10个人说：“你们回到了家，见了乡亲和家里人，应该给他们道个歉。因为过去对不起他们。我相信，家乡的人会原谅你们的。只要你们好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一切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溥仪回到了北京后，暂住在前井胡同，每月由民政局发给60元生活费。
溥仪回到北京后的第5天，周恩来总理派人将他从什刹海西岸的前井胡同，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时被邀请的还有从北京功德林监狱特赦的国民党人士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邱行湘、曾扩情、陈长捷等10人。
在封建时代，溥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现在，他作为普通公民，很想看看人民大会堂内部是什么模样。过去，他曾向带领他们参观的市民政局的殷兆玉提出请求。尽管当时人民大会堂并不对外开放，溥仪还是被特别安排而走进了这座殿堂。不久之后，他再次来到这里，感慨颇多。
与周恩来总理一同参加接见的，还有陈毅和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等人。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给大家做了相互引见。
周恩来与这批特殊的客人握了手，让溥仪坐在自己身边。
这批人中，除溥仪和陈长捷等另外两人外，其余全部毕业于黄埔军校。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自然与他们有师生之谊。
黄埔一期毕业的曾扩情被特赦后，以学生的身份致信周恩来，诚恳地请求“赐教”，成了这次接见的由来。
周恩来总理逐个了解每个人的近况。
“我们这些人没听老师的话，走到反革命路上去了。”杜聿明惭愧地表达了忏悔之情。“这不能怪你们，我这个当老师的没带好你们。”周恩来总理诙谐地说。
溥仪听周恩来问起自己，连忙站起来抱拳拱手。
周恩来为了缓解他的紧张情绪，开玩笑地说：
“请坐吧，你们满族人的那套繁缛礼节要取消。”
“我要是在大街上，一看到这些特征，就能认出他是满族人。”
谈起满族人的礼节，周恩来并不陌生。
“溥仪先生，当初我在北京读书，也是你皇帝管辖之下的臣民啊！”
陈毅副总理说：“你特赦出来，我们都想见见你呢！”
几句风趣的话，顿时让溥仪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你们是标兵，要经得起考验。”周恩来鼓励大家，“我们政府说话算数，是根据人民的利益释放你们的。”
周恩来总理跟大家开诚布公地谈了共产党的立场、观点、实践、前途。
“民族立场、人民立场，也就是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120年，中国人民翻身的事实，连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
周恩来问溥仪：
“溥仪先生，你可以证明这一点嘛，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
溥仪非常赞同周恩来的观点。
旧中国的腐败不堪，在座的诸位都有同感。今天，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所在的人民大会堂就是最好的例证。六亿五千万中国人在国际上有了很高的地位，这些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周恩来总理寓意深刻的话，在大家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后来溥仪把周恩来谈话的要点工工整整地抄录在笔记本上，在重病期间还不时地拿出来看。
周恩来看着溥仪心事重重的样子，开导他说：
“你当皇帝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时的事不能让你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是要负责的。”
中肯的评价令溥仪感到心服，心里热乎乎的。
“清朝不仅亡了国，而且亡了族。”周恩来接着说。
的确，清朝灭亡之后，满族人纷纷改名换姓，从北洋军阀时代就开始了。那时的满族人多不敢称自己是满族，像著名作家舒舍予（即老舍）、程砚秋就是例子。新中国成立之后，情况大有好转，成了各族人民融合的大家庭。
“认识了立场是一个问题，站得稳站不稳又是一个问题。民族立场、劳动人民立场的建立，是长期的，要从改造入手。”周恩来简明地归纳了自己的观点。
会见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人们似乎还没有听够周恩来的谆谆教诲。
离开人民大会堂的前夕，周恩来勉励溥仪、杜聿明等人说：
“你们的新生开始了，今天是以新人的资格相见的。你们是新人了，不是皇帝、总司令了。我们是以朋友相待。现在社会上还有死角，希望大家努力把它消除。我们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精神建设、政治建设。我们的时代是向前发展的。”
周恩来又告诫大家：
“不劳动不得食，有机会锻炼对你们说来还有必要，可以帮助你们树立劳动观点。你们出来后，集体观点要巩固，不然，个人主义的思想就会抬头。你们个人主义的东西还不少，十年所得不要抛于一旦。你们有了一定的劳动观点、集体观点，今后不要丢啊！”
周恩来的教诲，增强了这些共和国特殊公民驶向新人生彼岸的信心。
对于溥仪工作问题，周恩来安慰他：
“不要着急，工作问题过春节再谈。溥仪先生你也不要过分自卑。我想，你们第一要相信国家信任你们。第二还不会样样满意，倘有不满意的事，可以写信给徐冰部长。你们是旧社会过来的入，旧东西多，但可以改造社会不易改造的死角。”
周恩来总理的用意，是充分发挥这些人的作用。这些人的作用非常特殊，有些是共产党起不到的。
“你们在旧社会生活了四五十年，与旧社会关系不可能没有联系，拒绝他们不行，让社会改造他们更好。你们的亲友，你能影响他，他也能影响你，新的一代也可能批评你们。”
陈毅善意地提醒这些特赦人员，要防止庸俗的你捧我、我捧你时，周恩来表示赞成：
“陈老总提出来，有好处。新的环境，是对你们进一步的考验。”
周恩来接见的5天之后，中央统战部专门宴请了溥仪等人。李维汉、张执一、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平杰三、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都出席了宴会，溥仪特别被安排在李维汉和徐冰之间。
过了春节，统战部组织这些人参观了北京，就住在崇文门内旅馆，以方便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几天后，在一次座谈会上，溥仪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是祖国改造了我，她是我的重生父母。我要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
1960年的春节前，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溥仪也在被邀请之列。
周恩来总理与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就溥仪的工作问题专门进行了协商。
周恩来打算让刚特赦的溥仪去中科院下属的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征求了郭沫若的意见。
“圣上驾到，当然欢迎。”郭沫若模仿戏中的道白，拖长了声音回答。
周恩来特意叮嘱：“要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对待，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关于溥仪的工作，周恩来曾打电话，亲自过问。
承办这件事的人还记得，周恩来总理在电话中指示，要办好两件事：
一是找个医院，给溥仪全面检查一下身体。
二是工作问题，原来的意思是到中科院下面的工厂劳动，现在考虑在植物园劳动，学点技术和知识，订个规划。
原来，北京市民政局曾经考虑把溥仪安排到离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的故宫参加劳动，周恩来不同意：“不太合适吧？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
而溥仪去植物园劳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北京植物园坐落在京郊西山脚下，也是周恩来批准兴建的，占地约5，000余亩。
溥仪到香山植物园之后，周恩来做了具体安排。
至于下放劳动的时间，为期1年。每天半天安排劳动、半天安排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可以另外补助。
一个名叫刘保善的20多岁高个子青年，跟溥仪住在一个屋里。组织上特别关照，溥仪的年纪太大，学习多点，劳动时间可以适当短些。
来植物园的第3天，溥仪被分到温室劳动，温室里汇集了国内和五大洲的2，000多种植物。劳动使他逐渐改变了靠服药才能入睡的习惯，神经衰弱症不见了，脑袋一沾枕头就能呼呼入睡。他自己也承认现在能吃能睡，体质好多了。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之后，溥仪用这笔钱买了棉花和被面，由同事帮他做了一床紫花面的新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用劳动报酬换来的生活用品。
后来，周恩来又把溥仪找去，问他以后的安排。
溥仪说：“我对历史、文艺方面感兴趣，过去下过功夫，但这不是当务之急，还得在劳动中锻炼……”
1961年2月18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第一批特赦的7人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名单里第一个就是溥仪，其他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
其他人均是面露喜色，惟独溥仪低头不语。原来，自从写完《我的前半生》之后，溥仪自己觉得没东西可写了，住在城市总感到不如植物园清静。
溥仪给民政部门打去电话，希望在文史资料委员会领取特遇，仍住在植物园参加劳动。反映给周恩来之后，周恩来只同意他可以每星期去一两次植物园。
从此，溥仪开始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上班。
“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溥仪则成了首批文史专员之一。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溥仪带着对人间的眷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10月22日，他的骨灰存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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