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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买药她夜穿日军封锁 金婚伉俪风雨同舟61载

更新时间:2019-07-12点击数:文字大小:

2002年11月3日10:50  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广州前副市长梁尚立在抗战中结下生死恋情,自言为国为民的共同志趣是两人红娘访谈时间:10月23日
  访谈地点:广州·中国大酒店梁尚立和陈凤这对老夫妇是热心人士,虽然居住在香港,但是听说记者要采访,两位老人10月23日早上特地从香港赶回广州,在中国大酒店13楼的一间套房客厅里接受了记者采访。两位老人虽然都已经83岁了,但是记者进入房间,见到坐在沙发上的这两位老人仍十分健康,精神状态很好,一边招呼记者落座,一边吩咐秘书斟茶。落座后,梁尚立老人拿起茶几上的一本关于培正商学院的宣传资料递给记者说:“我虽然居住在香港,但是我的事业在广州。” 一生相随
  我们两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为国为民,从深层次可以说是有共同的志趣。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这次采访的内容是关于两位老人的婚姻、家庭问题,你们结婚已50多年了,对以前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吗?
  梁尚立(以下简称梁):记得!人老了,对以前的事情记忆比较深,反而对最近的事情,比如几天前、一个星期前的事情记得不太清楚。我想纠正一下,我和太太是1941年结婚的,结婚时间已经60多年了,也就是说不只是金婚,而是钻石婚,高一个级别了。
  陈凤(以下简称陈):准确地说是61年。
  记:你们两人61年来一直这么好的感情,那么联系你们这种感情的纽带是什么呢?
  梁:我们两人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当时接受到的东西比较接近,比如当时读艾斯奇的书,接受到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受到的影响也比较深。从我们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起,所做的工作都是为国为民,从深层次可以说是有共同的志趣。实际上我们在解放后又一起回到广州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另外,在生活中互相理解,工作中互相支持,这也很重要。 并肩抗日
  我们是1938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认识的,志同道合,属于自由恋爱;他生病了,我为他找药,经常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
  记: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是家庭包办的,还是组织介绍的?
  梁:不是包办的,也不是组织介绍的。我们是1938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在工作中认识的,两人由于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志同道合,所以有了感情,属于自由恋爱。我当时从香港来到广州,参加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而我太太虽然家在东莞,但是工作太忙很少回家,我们基本上都在一起工作。当时我们都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广州、韶关、清远等地的农村宣传抗日。广州沦陷后我们分开过一段时间。那年日本人进入广州,我们就开始撤退到四会,她到东江,我到北江。由于当时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是青年的先进组织,不仅让日本人害怕,也让国民党担心,于是又把大家从东、西江集中到韶关,我和她因此又在一起了,并被派到清远县工作。
  记:之后你们就结婚了,梁董事长的家境不错,婚礼一定很热闹吧?
  梁:我后来又被派到香港搞募捐活动,目的是发动一些爱国华侨捐款支持抗日。这样,我们就在香港举行了婚礼。我父亲开了一家药厂(梁培基药厂),属于资本家,我家应该说家境不错,但是在那种非常时期,不可能举行什么隆重的婚礼,反而是非常简单,只是叫亲戚朋友在一起吃一餐饭而已。婚后又继续往返于香港和广东,做抗日工作。
  记:60多年来你们的婚姻经受过考验吗?
  梁:我们结婚后,1943年我们曾转移到广西桂林。在桂林时我生了一次大病,得的是肺结核病,这种病在当时是很难治疗的。我又是咳嗽,又是吐血,很严重。但她是一个好人,从来没有嫌弃我,到处帮我联系住院。在医院有很多传染病人,但她一直守着我,不怕被我传染。日本人进攻桂林,我们又被迫撤回广东韶关。但是我的病没有好转,她又到处为我买药,有时甚至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将药带回来。
  陈:是这样的,他生病的时候,很需要一种抗生素,好像叫先锋霉素。这种药在当时很贵,我们经济比较困难,加上这种药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很难买到。好在他的一些同学是学医的,可以搞到这种药,我就到处为他找这种药。从广州搞到药之后,将药带回韶关必须要摆渡过珠江,再经过敌人设在对岸的一个封锁线,比较冒险。好在当时老百姓为了逃避日本人的封锁,日夜派人专门在远处的小山上打暗号。暗号有安全和不安全之分,我就趁出现安全信号的时候过渡,将药带回了韶关。 相伴“文革”
  我被关了7年,她也被批斗,但是反而更加恩爱了;他是个好人,我生病时,都会得到他的照顾。
  记:那时在战争时期,两个人风雨同舟,在和平年代居家过日子的生活,肯定也会有体现两人的真情的事情。
  梁:那当然。不过在和平年代我们也不是很安全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我们也经受了考验,由于出身问题,我和她都受到过打击。我被关了7年,她也被批斗,但是这都没有削弱我们的感情,反而更加恩爱了。
  陈:他是一个好人。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每当生病什么的,我都会得到他的照顾,生孩子的时候,他总会在身边照顾。
  记:你们的这种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感情生活,是否给子女造成影响?
  梁:子女的婚姻家庭观念的形成,我们并没有刻意地去教育。言传不如身教,我们在家里心平气和、生活朴素,我相信我们的行动已经对子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我的大儿子,他在澳门当医生。他的太太是印尼人,虽然不同种族,但是两个人相处得很好,生活观、婚姻观、家庭观都比较稳健,在当地也是有口皆碑的。几个孩子都没有闹过离婚,也没有家庭不合的情况。 投身改革
  我在广州的工作实践,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他到哪里我就跟着到哪里。
  记:回到广州后你们都干过什么工作?
  梁:在广州我的工作说起来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与统战有关,与招商引资有关。比如担任广州市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即使是1980年担任广州市副市长,1985年创办香港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都是这类工作。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集中精力搞招商引资。通过我在香港的不少实业家老朋友的关系,先后帮助香港的爱国商人将先进的机械化大规模养鸡场引进广州,还引进广东最早的电子表生产厂,接着穿针引线使香港六大财团成功投资建成中国大酒店,又引进外资投资兴建了沙角发电厂B厂及投资额达12亿美元的广深珠高速公路。我在广州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陈:和他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感情,我当然再不会到广州。我曾在香港汉华中学教书,担任小学部主任,这是一所进步学校。解放后又跟随他回到了广州,先后在广州市劳动局、技工学校、机床厂工作过。总之他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 退休办学
  73岁时,我还想再做一些事,于是就凭着闯劲冒险干;他办培正的时候就像和尚一样,到处去化缘。
  记:您曾担任广州市的副市长,在香港创办越秀企业集团,之后又回到广州创办培正商学院,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或者教育家?
  梁:我觉得什么都不是,只不过做了一些既对国家有利,又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在想,干什么事情没有一点闯劲不行,实际上回想起来我都是凭着闯劲干成事情的。比如创办越秀企业的时候,我已经63岁,创办培正商学院的时候,已经73岁了。虽然到了这个年纪,但是我还想再做一些事,于是就凭着闯劲冒险干。而且在培正商学院,一些公立学校不可能马上搞的改革,我们都搞了,比如实行学分制,我们在刚创办不久就搞了,现在又在继续搞一些教学改革,一步一步地实行。我们的目的是办成培正商学院、培政法学院、培正外语学院三足鼎立的综合性培正大学。
  记:那么您是否同意“每一个成功男人的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句话?
  梁:不错,刚办培正的时候,有人问我,别人办成一所成功的大学,背后一定有一个大老板做后盾,你有没有?开始我的确没有,不过在我创办培正商学院的前前后后,都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可以说现在她对培正的事情有时候比我还了解。
  陈: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好像干什么都很成功,不能说得那么满,只能说正在做,是否成功要靠时间来检验。而且我支持他,是因为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担心他承受不了。他干事情很有干劲,创办培正商学院的时候,没有钱,他是靠很多老朋友资助、捐款搞起来的。当时学校奠基的时候没有多少钱,我甚至担心奠基之后没有下文,结果还是让他搞起来了。我不止一次地说,他办培正的时候就像和尚一样,到处去化缘。
  梁:我办培正商学院不是为了赚钱,捐款的那些老朋友也没有想到从这里赚钱,我只是想为广州办一所实用型的学校,为教育事业做一点事情。我退休之后有退休金,以前我的退休金是委托广州市捐给教育基金的。办起培正商学院之后,我让广州市将我的退休金每月捐给培正商学院,也就是说我不仅不想从这里赚钱,还把自己的退休金都搭进去了。
  记: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甚至已经80岁了还在干,哪里来的这么多干劲?
  梁:我觉得要做成一件事情,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搞引进外资,又被派往香港创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再回到广州办学搞教育。每做一件事情都离不开这3样东西。具体来说,天时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地利就是我顺应了国家发展的潮流,人和是指我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很多搞实业的老朋友愿意支持我。
  策划统筹:本报记者 谢冰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吴辉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范舟波
  (伉俪旧照由范舟波翻拍)金婚档案
  夫:梁尚立,83岁,广东顺德人。1953年任广州市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1980年任广州市副市长,1985年创办香港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资机构)。1959年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起,连续当选第五届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创办培正商学院,现为培正商学院董事长。
  妻:陈凤,83岁,广东东莞人。解放前在香港汉华中学教书,担任小学部主任。解放后随丈夫回到广州,先后在广州市劳动局、技工学校、机床厂工作。
  婚龄:61年。伉俪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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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悠悠。两位老人都记不起年轻时的这张合影摄于何时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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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正红。耄耋之年的伉俪现在致力于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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