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9周年以来的科技“突围”

　　69年前的今天，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随后，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恢复生产力和国民经济，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但回顾新中国成立69年以来的科技发展之路，可谓异常艰辛。从建国伊始，受到国际冷战思维影响，西方世界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最近中美贸易战，美国频频向中国施压，中国在科技发展道路上一直遭遇重重阻碍。但每一次的阻碍，最终都化为了动力，鞭策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

　　从“两弹一星”，到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再到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中国在每个看起来“不可能”的领域都实现了突破。如今，各国纷纷抢占人工智能高地，虽然“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核心技术的短板，但相信未来中国也能跨过这道坎，就像过去69年跨过的每一道坎一样。

　　新中国学习的第一课：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世界被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为进一步推行冷战战略，打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美国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目的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

　　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成立，因此早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一方。

　　1950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在中国的一五计划(1953-1957)期间，苏联援建了156个大型项目，价值高达94亿卢布，约占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的7%。这一系列项目包括鞍山钢铁公司(现为鞍山钢铁集团)、沈阳航空工业学校(现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吉化，现为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等，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提供贷66.163亿卢布，派遣苏联专家1.8万人，提供设计文件31440套，提供的资料仅收取复印费。这样大规模、全方位的援助，让中国迅速从战争的疮痍中恢复，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但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苏联对华援助始终建立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上，并非“无私奉献”。1958年，由于双方在利益和思想上出现分歧，中苏“闹翻”。1960年，苏联几乎撤走所有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极大的损失，也使中国落入艰难的困境。

　　这是新中国成立学习到的第一课：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不能依赖别人。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失去苏联援助，国际冷战思维下，美国也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帮助，中国唯有“撸起袖子自己干”。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中国生物学家们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继苏联、美国、日本、法国后，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1983年，中国第一台被命名为“银河”的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的空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研制巨型计算机的行列……

　　尽管艰难重重，但中国仍然在航天、计算机等重大领域实现突破。但西方对中国技术上的压制却从未结束。

　　1996年，西方为首国家签署“瓦森纳协定”，该协定是“巴统”的后身，用于约束成员国的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被认为是限制中国半导体乃至整个科技行业发展的 “罪魁祸首”。由于无法从国际上直接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中国无法生产出高端芯片，只能高价从国外购买。但更糟糕的情况是，光刻机等这类关键生产设备“有钱也买不到”。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习近平今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如是说，习近平还提到，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背水可以一战，绝地亦可求生，对中国关键技术发展而言也是如此，越是限制，越是能刺激中国发展自主技术的决心。

　　“天河二号”曾连续多年蝉联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世界第一。2015年，“天河二号”计划在升级算力时采用英特尔XEON芯片，但美国商务部决定拒绝英特尔公司向中国的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出售XEON芯片用于天河二号系统升级的申请，甚至还将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广州中心、天津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四家国家超算中心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当时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对此事情发表声明称，美国商务部实施出口限制将极大地刺激我国国产芯片产业化以及在国产超算系统部署的进程。

　　事件发生仅1年后，2016年，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终结了“天河二号”的六连冠“传奇”，问鼎超级计算机500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新超算冠军采用的是全中国自主知识产品芯片。

　　企业将成为“突围”主角

　　中国科技发展就是不断“突围”的过程。下一个需要“突围”的战场，是人工智能。

　　去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取得明显成效，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重要基础。

　　人工智能成为国家战略，不仅需要依靠国家之力，还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的力量。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发布决定施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突出强调“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目标，并提出到2020年左右，以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为基础，在各产业中造就一批效益突出、创新业绩出众、成长迅速、实力强大的中国企业。根据日前发布的《中美贸易皮书》，2017年中国研发人员达430万人，其中企业占77.3%，企业俨然成为研发主力军。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短板在于基础技术不足，但在国家引导，企业响应的良性发展下，这样的情况有望得到改变。

　　日前工信部公布“2018年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名单，核心基础产品项目中，云从科技的“基于自研SoC芯片的高准确度人脸识别产业化应用”、中星微的“面向前端的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与应用”等项目入选。

　　去年3月,国家发改委确定百度、腾讯、科大讯飞和云从科技共同承建国家“互联网+”重大工程——“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任务。据了解，该平台将建设面向全行业应用的人工智能基础资源数据库，支持云端分析，提供人脸识别、文字识别、语音识别等功能。据悉该平台将于今年10月12日正式发布。

　　虽然国家在芯片、平台等基础研究层面给予高度支持，但要实现突破，仍需要企业沉下心来，以实干精神做研发。

　　“突围”还需务实

　　回顾过去69年，中国的科技发展一直走的是务实路线，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在技术上同样需要以务实的精神“突围”。以芯片为例，虽然“中兴事件”后，不少企业秀出了“芯”实力，但国内芯片技术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短时间“大跃进”几乎不可能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自己的路。

　　实际上，不只是芯片，所有技术的发展都需要脚踏实地才能突破。人证合一查验在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在几年前，别说在亿万级的数据库中比对出半张脸，就连最简单的查验认证合一也要耗费了不少心血。

　　2013年，当时周曦带领的重庆中科院人脸识别小组接到了一个实战任务，给某边检站研发认证合一比对机器。据小组成员回忆，当时他们住在中巴公路旁的边检站里，守在恐怖分子最容易入境的地方。常常前一秒还在忙着调试机器，后一秒就因为听到可疑的喧哗声而躲起来。

　　经过几个月的优化和调试后，边检站附近公路沿线有了能够“一眼”识别人脸的机器，边防战士手拿身份证，眯着眼睛打量入境者的脸成了历史。

　　这件事给周曦很大的鼓舞，因为他们的技术终于“有用”了。

　　周曦是“计算机视觉之父”Thomas Huang的学生，曾带领团队曾在计算机视觉识别、图像识别、音频检测等国际挑战赛中7次夺冠。今年还在跨镜追踪技术(ReID)上获取重大突破，让ReID在准确率上首次达到商用水平。但他曾不止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单纯的比赛、刷分只是“炫技”，解决的是人为制造出来不存在的问题。同时，他认为，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它其实能够帮助各行各业，能够让传统产业提升产能，提升效率，最后激活这些产业。

　　抱着这样的想法，2015年，周曦放弃中科院稳定的工作，投身创业，成立了云从科技，希望把中科院的技术发挥实战作用。目前，云从已经银行和机场的第一大AI产品供应商。上述的工信部名单、发改委项目中，都能看到云从的身影。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技术，最终必定是为提升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服务，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将技术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方能实现真正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