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以平尺论价值是否是一颗毒瘤？

近年国画作品按平尺论价已成趋势。画廊及拍卖图录上除标明作品详细尺寸外，还要特别注明约多少平尺。一些莫名其妙的画家作品市场行情排行榜也多以每平尺的价码排序，每平尺万元以上的画家比比皆是，还有类似股票价格的升降或持平的箭头指示与投资建议，而大部分的建议是：宜大量购入。书法作品也常常按尺论价。油画近年来也有这种趋势。而一些当代艺术家动辄数十米甚至数公里的作品，那又该怎么算呢？

作为特殊的商品，国画作品的定价机制及计价方式可能要比土豆以重量计、快递以件数计要复杂些。画纸是二维平面的，无法如木材那样以立方计；像扯布那样以单位面积计价，看似合理；但是，这真的就合理吗？

画家，别让金钱控制了你的艺术

□杨琼

国画作品以平尺论价的争论已不新鲜。这不是简单的“行”或“不行”的问题，而是要放到历史、文化、心理甚至哲学高度来审视。

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样式，绘画作品不仅是画家个体情绪的外化，而且也承载着很多历史文化、民族情感等精神因素。绘画作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但其本质属性规定了它不可能是纯粹的商品。其认知教化、审美情感、精神疗效等功能是一般商品所没有的。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绘画作品有着人类强烈而普遍的情感，这是它作为符号的文化性、趣味性之所在。可以说，商品的审美标准是好看、实用；绘画作品的审美标准主要建立在精神层面，以心灵体验为指归。近世以降的精神分析学说兴盛，绘画作品的精神治疗作用被广为认知。其对人类构建均衡、健康、和谐的身心系统具有不可估量之作用。

生活需要艺术，艺术可以改变生活。绘画作品作为特殊的商品进入市场已然是事实，但承认绘画作品的商品特性并不等于否定它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和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绘画作品作为商品是“被成为”的。绘画作品是艺术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艺术性方面，其次才是“商品”及价格。绘画作品说到底是心智的、精神的产物，是画家的思想、情绪、观念等通过笔墨、宣绢等工具材料的外化。在不同时期，画家的文化认知、知识积累、生活经验、技巧训练、精神状态等都存在差异，创作出来的作品在品质上自然也会参差不齐。人为地设定以平尺论价标准，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甚至是耍流氓。

绘画作品以平尺论价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是艺术商业化的一种市场运作，也是机械复制时代的恶作剧。它是以图画文化、历史、心理诸功能的丧失作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意味着画家的思想、情绪、心性、观念、技巧等都可以在天平上称出重量，然后贴上价签。

古代画家也卖画，如“明四家”、李日华、“扬州八怪”等，近现代卖画的画家就更多了，如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甚至像康有为这样的政治家都有卖画的经历。除了郑板桥，“扬州八怪”中几乎没有给作品明码标价的，因为传统文人忌讳谈钱。他们认为，绘画乃文雅之事，卖画不称“卖”，而叫“润例”“润格”“润笔”——这多文雅！即便到了近现代，画家明示画价时，也不忘附上一段雅言掩饰窘状并大诉苦衷：非为卖而卖，而是一种生存方式。

郑板桥可以说是古代画家中明码标价的第一人。他制定润格并明示只收白银，不能赊账。齐白石的“抠门儿”更是出名，寸纸不让、点墨必争，想从他那里占点便宜几乎不可能。他家曾贴满各种价码，如：

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册页折扇每件6元。题上款者加10元。花卉加虫鸟，每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另，工笔贝叶草虫，每只照原笔单加三倍；大洋红之画另加价。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

当然，像郑板桥、齐白石那样卖画在传统社会只是个案，况且两位画家所订润例与今之情况有很大不同。而今，各商业机构抑或艺术机构多以尺寸确定作品的价格。一幅作品拍出了多少钱，也会折算出每平尺多少银子，西洋画何曾有过这样的算法？真如此计算的话，那作品的布白与笔墨陈设之处，又该如何算？

文化涵养是绘画的基础，诗化哲学是绘画的境界，绘画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修养。可以肯定的是，画以平尺论价会带来商机。但在利益的驱使下，长此以往，画家的惰性会被助长，画家作为知识分子甚至是文化精英的良知会被腐蚀。他们会感觉无须用心读书、涵养情性、体验生活和钻研技术，只需盘算着如何画更大的画、卖更高的价，苦心孤诣并倾毕生之力、尽钻营之能事，为金钱而艺术。这将导致金钱在商业化运作中控制艺术思想。这不仅是艺术之悲哀，亦是文化之悲哀。

真、善、美是绘画作品的本质属性，表现真、善、美则是绘画创作的指归。国画作品是中国文化诗性智慧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神圣性、神秘性，而与物质形式的图画本身关系不大。作为精神产品的国画作品，又怎能以尺寸大小来衡量其价值呢？

看真正的藏家何以论价

□骆风

关于国画作品按平尺论价的话题，先讲两个真实的故事。

其一，某县某领导向本地一画家买画，画家告之润格为每平尺1000元。交付时，领导指着画面大面积的留白处，问画家：“这空白，也按1000元算吗？”画家竟一时无言以对。

其二，某地搞慈善书画义卖，某书法家在四尺宣上写了两个大字参加，主办方给这幅作品标价5000元——该价格已是他平时作品能流通价格的十倍。不料，该书法家大为不满，向主办方出具北京某机构给他定的每平尺5000元的润格标准，主办方只好将作品改为4万元。恰巧有一位企业家打算出4万元做善事，看到这幅书法的标价刚好4万元，二话不说就买走了。此后，该书法家对自己的润格深信不疑。

两个故事听起来更像笑话，却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书画按平尺论价，对于创作者和购买者来说，都是不靠谱的伪命题。笔者从事国画创作，也爱好书画收藏，就从这两方面谈谈。

先说创作。国画的艺术价值与尺幅大小关系并不大。范宽的巨制《溪山行旅图》和夏圭不足一尺的团扇《钱塘秋潮图》在艺术上并无高下之分。在实际创作中，大尺幅作品花费的精力未必比小品多，这和表现的艺术手法有关。笔者为某大写意画家办展，请他画几张小品送给东道主，结果画家画了几张四尺对开的作品交给我。并非是这位画家特别慷慨，而是他在一平尺的宣纸上画大写意更费神。相对而言，工笔画尺幅大，花的精力更多。但国画创作不同于木匠活儿，不可能按工时计价。写意画下笔看似潇洒自如、一挥而就，但要稳、准、狠，笔笔见功夫，往往要耗费半生的心血才能修炼而成。一幅写意画如有几处败笔，也就废了；而工笔画若按部就班，成功率则要高一些。当然，这也挺复杂，就此打住。

有的画家喜欢大笔挥洒，擅长宏幅巨制；而小品却粗陋平庸，不能细赏。有的画家笔精墨妙，擅长册页手卷；作大幅则捉襟见肘，气局短促。作品的尺幅还和题材有关：画草虫，小尺幅就足以体现草间偷活的生机；画老虎，得大尺幅才能表现山中之王的威猛。由此可见，国画创作的难度与尺幅大小并不成正比，其艺术含金量与尺幅也不成正比，按平尺论价自然是不合理的。

再说收藏。成熟的藏家更钟情于小而精的作品。齐白石的一帧名片大小的作品画了一只苍蝇，曾拍出惊人高价，被称“史上最贵的苍蝇”。成交价高达822.9万美元、一度被热议的苏东坡《功甫帖》也不足一平尺。在书画收藏中，不足一平尺的扇面按一平尺算，而价格则按二平尺算。扇面纸质光滑，形式特殊，作扇画被称为“带着枷锁跳舞”，在构思和技法上的要求比其他作品更高，因此小小的扇面更富艺术价值。就近现代国画家而言，名家中擅长作大画的并不多。比如陆俨少，收藏界公认他的册页、手卷最好，因此这类作品更受藏家青睐，也就大大高于通常的每平尺的价格。相关艺术媒体发布画家作品的价格行情虽仍旧是按每平尺计价，但在实际交易中，同一画家不同作品的价格会相差很大。作品的创作年代、艺术风格、精细程度、题材、品相甚至上款人是谁，都是决定价格的因素；而作品尺幅只是构成因素之一，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按平尺论价，是国画作品在商业流通中的形式标签；对于真正的藏家而言，并无实际意义。

晚清民国画家的润格，也要比当代画家合理。那时，画家按中堂、条幅等幅式的大小大致划分一个价格，对于一些特别的要求（如点题、设色）再加价。而不是像当代画家那样，不论好坏、粗细都按平尺论价。卖画不是卖房，不能按面积计价。何况卖房也要讲地段、楼层、结构，不能一概而论。

笔者以为，总是将“我的作品多少钱一平尺”挂在嘴上的画家，大多是走江湖的术士，或是画品不高的画匠。他们以欺人虚张的高价来掩饰自身水平的拙劣。画的价值，无关大小，最终还是要以画说话。

以平尺论价之弊端

□汪新林

我是一个花鸟画创作者，多年来兢兢业业地搞创作。但我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免走向艺术市场，用作品换一些柴米油盐。据实而言，我非常不适应市场上以平尺论价的传统规矩。

以平尺论价是一个不成文的商业模式，这种规矩沿袭已有多年。应当说，用传统的计价观念来衡量当代书画，考虑到它的不可再生性和市场交易的便易性，还是有必要的。但对于画家而言，却有着不小的弊端。

我自小热爱艺术，中国画在我心目中伟大至极。她历来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离开了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自身的修养来谈，都是舍本逐末的弯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画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表征，代表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立场，是中国文化的表率性载体。具体到画家创作的个别作品，好的创作都凝聚着创作者的主体情感和文化担当的自性表达。其价值衡量理应从绘画本体着手。显然，以平尺论价则把艺术品降低到商品范畴，将艺术品和商品画上了等号。

事实上，艺术品和商品画上等号与画家自身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与画家无限膨胀的欲望有关。众所周知，日新月异的社会早就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在这个背景中生活的人，无法逃避也无法反抗消费意识的引导。而消费活动的展开，不是被动接纳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过程；消费的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物质产品，而且还包括一种符号化关系；消费活动也不仅是生物活动的基本消费，还包括文化层面的高级消费。它不仅满足了人们消费的欲望，而且还建构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欲望。

正是这种欲望建构导致很多画家的创作滑向浮躁、盲目、急功近利的境地，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艺术与敏感性和天赋的发挥。而以平尺论价使画家在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不自觉地陷入“赶订单”状态，出现批量生产的现象，而忽略了画面本身的气韵和品质。更有甚者，为追求更大利益，会把画尽量画大。而宣传者似乎也很会与画家合谋，把尺寸作为宣传点。至于画面本身，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看来，在利益驱使下，一些经不住市场诱惑的画家，其作品的审美品质会很自然地下降。更何况，有些画家与批评家、商人乃至官员合谋，以取得利益最大化。加之当下美术批评缺失“整风”式运动，史学界也并没有责无旁贷地走在前面，艺术价值的判断标准因此没能在公众中普及，这更使一些所谓的“画家”不自觉地放弃了美学追求，有意无意地把追求平尺价格的最大化作为作品价值的衡量器。如果说民众缺乏美术认知，以平尺论价尚可以解释；那么对于一个有担当的画家而言，这样的追求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在以平尺论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中国画创作也遭到了破坏。画家在创作时，首先考虑的应是自己的美学观及形制、构图等表达方式。而一些画家在创作之初便有意把作品放大，将本来用小幅就能完美表现的作品加工成大尺幅。于是，大而空、缺乏笔墨与内涵表现的“巨制”纷纷涌向市场，既扰乱了市场，也使画家自己离真正的创作越来越远。比如，在市场上就很难看到四尺三裁的作品，斗方倒是常见。实际上，斗方作品悬挂起来并不见得好看。这种不在作品内在的质地、笔墨、格调等方面下功夫，而热衷于“大”的创作者，似乎不在少数。另外，扇面、册页等形制的作品似乎也比以前少了。这种以放弃中国画美学品格为代价，退而强求出来的“大作”，很难说有多少艺术价值。

以平尺论价还有另一个弊端，即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市场的选择会有意无意地抛弃精品。中国画的艺术性并非体现在画幅大小上，以平尺论价必定削弱人们的精品意识。用一个固定的标尺人为地为所有艺术品画杠，而且所有画家不分水平高低都要在圈内行事是不可取的。

平心而论，绘画作品有了市场，对画家是大好事，起码会让画家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但显然，艺术并不是为市场才存在的，它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那些一味求“大”的创作者也应明白：物质欲望的满足并不能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用钱去标榜艺术价值的人距真正的艺术相去万里。真正的艺术不应以平尺论价，因为画画更是为表达自身感受、娱情悦性、净化心灵而存在的。

而市场方面，也应形成一种新型定价机制：以绘画水平为标准，以画家自我评估为基础，作品的题材及精彩程度等因素起制约价格的主要作用，而不应受尺幅的羁绊。如此一来，无论对创作者还是对市场而言，都能形成更大的正能量。

卖画，还是卖布？

□范美俊

国画作品的计价，通行的做法是多少钱一平尺。不少画家隔一两年就会调整自己的作品润例，也多是以此定价并适当上涨。某网还有真假不明的国画拍卖指数，前几位每平尺竟然高达百万以上。

应该说，卖画和以任何方式计价都不可耻，只要买家能接受。通常情况下，土豆论斤称，木材按方算，衣服以件计。也有商家为吸人眼球出奇招，比如手机称克数、青岛大虾38元论只卖。而国画究竟怎样卖才好呢？齐白石的虾也曾经按只卖过，不过没有明末张穆那样让人叫绝。张穆画马是数马蹄，一蹄一金。据说，有友人索画，但他不好意思收钱，于是画了一匹泅水过河，四蹄尽没的马——并没有坏规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且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那价值是什么？它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理论上讲，若A企业与B企业都生产石油制品，生产线上差不多劳动强度与熟练程度的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得靠近社会平均水平才正常，定价过低有倾销嫌疑，过高则涉嫌垄断。该理论在经济学界称为“客观价值论”。

目前通行的国画作品按平尺计价，如果像工业产品那样能够相对准确地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并无不妥，如同台织机生产的同批次布料在质量上并无区别。在我看来，按平尺计价的核心是假设个体艺术家的每件艺术品的内在艺术价值如同经过质检部门的审验且质量均等，单位面积内投入的艺术劳动相当，并且尺寸越大，劳动量越多，故而内在价值便越多，价格自然也就越高。如果真是这样，任何国画作品都可以如卖布那样按幅面大小计价。

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因为艺术品的精神价值并不能准确估价，画家也不是复印机，无法保证每幅画都如同批次检验合格的布匹那样质量均等。如一律按平尺论价，这合理吗？即便画家同时画两幅差不多的画，也一定有所差异，且不说还有创作与应酬、技法的难与易、心情的好与坏、初学期与高峰期、题材的擅长与不擅等区别了。据说，凡·高只有在生病时才能画出物理学上“湍流”状的灿烂星空。而同样是画梅花，初学者与关山月的作品相比，即便视觉效果和所费时间相差无几，按客观价值论，两者的内在价值均等，但后者的价格依然会高很多，这是为什么？显然，说藏家傻、“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是说不通的，毕竟艺术品不是普通商品，艺术创作也不是简单劳动，作品的实际使用价值也远远小于精神价值。因此，艺术品的定价模式变得更加复杂，有着更多的主观评判。这种理论经济学界称之为“主观价值论”。其价值往往由作品的独特性、稀缺性、社会影响、供求关系、社会购买力等综合因素铸就。比如，凡·高的传奇人生尽人皆知并为其作品增价不少，而同时代的“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反倒少为人知。另外，买家的趣味也相当重要。《水浒传》里杨志的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不以为然，差点去物价局举报。他喝道：“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作宝刀？”抗战时期的赵望云、徐悲鸿皆是画马名家。以名声及画价看，赵远不及徐。徐一幅奔马可卖两千大洋。为此赵望云很苦恼。张大千直言相告：“你画的是耕田拉车的马，人家画的可是赛马……”而在“文革”期间，劳动最光荣，女人也顶半边天，画中之马又复归耕田拉车的命，没“封资修”的赛马什么事儿。

不过，即便是艺术品定价也不可以太过主观。除要接地气求得买家认同外，也关涉社会公平正义，也不是谁的作品都可以如黄金那样成为硬通货，个别人的成功及平尺论价无法推而广之，更不是“低润格掉价”那样简单。比如，农人的“画布”是土地，常以亩为计量单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亩小麦一季才千余元收入。而你几小时就画一幅且是数万一平尺，你是神笔马良呢，还是神笔马云？如果真是那样，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可能会遭到经典的喝问：为什么不转型？

显然，按平尺计价对画家更为有利。无论什么烂画都得这个价，也忒霸道了吧！有些当代艺术作品体量巨大，如果几公里长的作品也能以平尺高价卖，估计艺术家睡着都要笑醒。江湖画家也经常祭出推销利器——一纸来历不明的润格证书。似乎买家不按标准出钱，就违反国家价格法了。这多少有点像一个正常人拿着“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证明、一个弱智拿着“智力正常”证明那样搞笑。

在我看来，大画不一定难，小画也不一定易，画的境界也与尺幅无关。如铁板一块的作品按平尺论价，负效应可能会很多：像强化吃遍天的“一招鲜”，会过早结壳，以致标签化；如实在太忙就偷奸耍滑、以次充好，甚至来一个自我复制的“流水线生产”。这样，自然会削弱画家的精品意识与创新意识，保护画家制造垃圾的落后产能。久之，到处是“大作”，而那些搞微雕、内画鼻烟壶微画的人肯定哭晕在厕所，然后抹干眼泪成为乐山大佛、巨幅唐卡那样的创作者。

艺术品的用工、用时与用料无法核算，即便涉嫌价格欺诈，物价局也不好管；它也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不好如郑州“馒头办”那样设一个“书画办”。当然，国画及价格也永远不会有“GB”字样的国家标准。如果说名人、名星与官员的画不好评判，专业圈的画价其实也并非都靠艺术说话，加之假拍、炒作、雅贿等离谱儿的东西太多，价格的混乱可想而知。

或许人们都看重艺术品独一无二的艺术灵韵。在这个意义上，其价格也应是独一无二的一画一价，不会是简单粗暴地如卖布那样按尺幅面大小算。总之，国画的计价方式要回归内在的艺术价值，再辅之以稀缺度、受欢迎度等因素，形成一个相对靠谱儿的方式。

总之小编劝告大家，书画类艺术品在收藏的时候切不可以平尺价作为入手的标杆，同样在出手书画类艺术品时更不可盲目的以历来成交价和尺寸作为藏品价值的唯一参考标准，应该更多的综合题材、创作缘由、画风等来判定，这一点国内一线的拍卖公司做的就比较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藏友死活也要把藏品送进一线拍行拍卖的原因，至少它们对藏品的定位更加合理、那出手自然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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